2017年8月24日 星期四

小人物史觀的共感與侷限-《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我只個計程車司機(A Taxi Driver, 2017》試映結束當晚,聽聞世大運棒球場上,台灣輸南韓,無緣衛冕,心底感受微妙複雜

本片以1980年5月18日發生在南韓全羅道光州為背景,當地反政府民眾遭全斗煥軍政府以武力鎮壓,在斷絕通訊、交通的情況下,歷時十日的血洗清算。該起事件造成多少市民與抗議學生罹難?誰下令對反政府群眾開火?這些歷史疑義,至今難確,亦至今不遠。

說「光州事件」至今不遠,不單是時間軸上的度量,更因為面對這個引領近代韓國民主化的重要運動,態度向來隱諱曖昧的保守派政權代表——總統朴槿惠甫下台不久,她的父親、南韓在位最久的總統朴正熙所施行的鐵腕統治,造成各地方貧富不均、資源不等,更是引發光州事件的重要前因。

由此可知,「光州事件」在當前南韓人民心中,如何定位?是非功過,顯然沒有能壓倒性擺置、一槌定音的認同歸屬。因此,看完本片後的第一個念頭是「韓國人好敢」,用電影觸碰如此敏感且衝擊全國的近代政治事件。

不過,解構「大寫歷史」,梳理真相與因果脈絡,並不是本片興趣所在;《我只個是計程車司機》透過計程車司機金萬燮(宋康昊)與德國記者彼得(湯瑪斯科瑞奇曼)的常民視角,試圖建構「小寫歷史」,一種個人史觀——聚焦於政府不該「抹紅(指其為共產份子)」、「抹黑(指其為黑道幫派)」抗爭學生的潔白意志,不該將槍砲刀口對準平民百姓,血濺四處,引發觀眾最直觀的不忍與道德判斷。

小人物史觀可以更接地氣,呼應情感共鳴,使人們更有意願追本溯源,思考大事件座標與個人位置的對應關係,但觀者也必須意識小人物史觀的解讀侷限;藉由釐清關係與侷限,才有助於推進更多公共討論,包括光州事件此類政治轉型正義。而說到轉型正義,身在台灣的觀眾,心底大概很難不起漣漪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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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喜歡這部電影啊好巧!好啦其實也沒那麼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