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的悚然寓言－《恐怖份子》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A Brighter Summer Day, 1991）》、《青梅竹馬（Taipei Story, 1985）》、《一一（Yi Yi / A One and A Two, 2000）》、《海灘的一天（That Day, on the Beach, 1983）》、《恐怖份子（Terrorizers, 1986）》是目前到此，閱讀楊德昌的順序。

楊導的電影緩慢行進，總有一個直指人們生存狀態的哲思命題，令觀者自問；影像充滿暗示與分歧，有待拆解或不；故事結束後才開始發酵，由時間膨脹各種情緒。

尤其有意思的是，身在其中的男人、男孩，在《一一》問世之前，幾乎都是失語的，或言不及義的；他們茫然，裹足，失措，漸漸消融自己的形狀。於是總在過不去的某刻，墜毀，爆裂，四濺，碎爛成一團封鎖線內待查的炭黑與血紅。

其中《恐怖份子》無疑是最令人膽戰心驚的一部。

若說此前，《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裡，男人處世的種種無能為力是內斂而吞苦，《恐怖份子》則向觀眾展示，當一個（男）人遭逢人生亂流，危危欲墜，壓力的反挫與自毀，能多可怖。

電影藉由片中作家周郁芬，發想自與丈夫李立中婚姻景況的小說——《婚姻實錄》篇成一則當代婚姻家庭的悚然寓言，敘事中的敘事，讓故事更具爆發力與侵略性；夫妻倆靜涼如水的生活，猶如那顆反覆出現的大台北瓦斯球，無聲、無法掌握的巨大變數，伏流為最深層的威脅。

然而，弒妻的小說情節、作家的電視訪談與報紙報導、誆騙外遇的惡作劇電話，或牆上拼貼而出的混血少女面孔，虛實相錯，看似平整的日常，風一吹，便顯露零散、拼湊的窘迫。到了這裡，真真假假，一切敘事又彷彿徒然；李立中讀著《婚姻實錄》自語，「妳不告訴我，我怎麼知道，對不對？」

當時李立群飾演李立中的樣貌，偶爾令我出戲地想及「老周」鄭康祖。但尾聲幾幕，李立中對旁人向來不動聲色的城府與淡漠，隨職場、夫妻關係接連失守後，神情目色散發的陰森，令我坐立難安。所謂絕望，那麼恨那麼冷，又同時那麼脆弱。

時約二年前，以詩作〈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引起華文壇熱議的詩人余秀華，受訪時，曾道出作為一名出身窮鄉務農的腦麻女子，在婚姻裡的承受：

「在婚姻裡，我和他都是暴君，都殘忍。它給我的好處遠遠沒有一朵花給我的感受多。」

投射以某種假想的階級困境，旁觀余秀華的婚姻遭遇，難堪卻不難想像。然而，經過楊德昌的影作，不免恍惚，或許，自欺自棄才是婚姻本質的普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