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雜感－《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日前寫〈小人物史觀的共感與侷限-《我只個計程車司機》〉一文時，以「國家」為本位進行的綜合體育競賽——世大運如火如荼進行，於是，看完這部「國家顯然是人民最大敵人」的電影後，情緒複雜，原先感想文的篇幅更長。幾經考慮，一來顧及文章可親性，二來希望運動場上只拚輸贏的激情稍褪後，更有透過文字表達與相互理解的空間，故在電影上映前夕，將前篇無法完整寫下的，一併在此說完。

小人物史觀的共感與侷限－《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我只個計程車司機（A Taxi Driver, 2017》試映結束當晚，聽聞世大運棒球場上，台灣輸南韓，無緣衛冕，心底感受微妙複雜。

本片以1980年5月18日發生在南韓全羅道光州為背景，當地反政府民眾遭全斗煥軍政府以武力鎮壓，在斷絕通訊、交通的情況下，歷時十日的血洗清算。該起事件造成多少市民與抗議學生罹難？誰下令對反政府群眾開火？這些歷史疑義，至今難確，亦至今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