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線之外】推倒了一個史嘉蕾喬韓森之後

【為什麼避而不提名利雙收的好萊塢同志演員？】

我自己是個對婚權即人權抱持質疑的人（希望這樣不會又被說「政治不正確」或「政治太正確」），即便如此，我仍不會告訴想結婚的台灣同志：美國或任何一個外國同志婚姻已合法，你們為什麼不去那裏結婚就好？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結婚的條件，遑論出國結婚的條件。


就像不少熱心回應的朋友舉出「反例」，如：Evan Lukas、 Kristen Stewart、Ellen Page、（最多人提及的）Neil Patrick Harris，甚至哥哥張國榮等出櫃演員，如何發光發熱，或出櫃後仍持續接演異性戀角色，用以反駁性別團體呼籲「寡姐」史嘉蕾喬韓森辭演跨性別角色不過一味追求政治正確，也質疑前文提及的魯伯特艾瑞特（Rupert Everett）「走下坡」，是受出櫃之累？亦或自己沒有更精進的表現？

首先，討論影星出櫃後對事業的影響，不能忽略彼此論述中，各取所需而推派的明星代表，他們是在什麼年代出櫃。Rupert Everett出櫃的80年代與當今影星出櫃的社會風氣、演藝圈容受程度，並不一致。不一致，但整體來說，理應是越來越好，因此，我想多數人都樂見Neil Patrick Harris在藝界的成功與成就。

即便性別權利趨向均等的今日，給了更多不同性別、性認同的演員出頭機會，但，這些在演藝圈已有威望的明星出櫃後的人生，仍無法如此粗分比較，或用以衡量那些還四處苦於試鏡、等待通知的性別少數表演者的實際處境。畢竟，他們出櫃前，累積了一樣的財力積蓄嗎？一樣的業界人脈？一樣的社會／文化動員力？而有一樣的合約談判實力嗎？這些零零總總，或許會被我們簡稱為「機運」的東西。而每個LGBTQ演員的「機運」是完全站在不同立足點的。

倘若，Rupert Everett是少數「轉型／轉性」失敗的演員，不足以代表整體LGBTQ演員的現況，那麼何以Neil Patrick Harris的成功可以？

當然，我們絕對可以檢討每個倡議團體的運動策略、訴求和手段，尤其目前傳出《Rub & Tug》的拍攝計畫可能全面取消，這對性少數在好萊塢的工作權利是好？是壞？可以繼續觀察，繼續討論。可是，當我們討論性別少數的工作權，何以更容易受到剝奪漠視時，千萬別陷入以個案單挑個案的詭辯與錯覺之中。相反的，如果今天我們都承認「逼退史嘉蕾」這起個案，確實凸顯一種更大的社會偏見或業界結構性困局，那麼，更被樂見的討論，理應是Neil Patrick Harris這些勝利組的藝人代表，有哪些有效的突圍策略，值得借鏡、參照，而非以他們的成功否定別人的挫敗。

【我們來說說張國榮吧】

甚至我們來說說張國榮的現身吧。

1991年，香港將同性性行為正式從刑事法除罪，從此性別運動逐漸在港蓬勃起來。這與張國榮在94年接演《霸王別姬》飾演愛慕師兄段小樓的乾旦程蝶衣，及97年在演唱會上，以「摯愛的人」公開介紹唐先生，唐鶴德，等同宣布自己「非異性戀」的性身份，可説是相輔相成的時代性別印刻。

98年，梁朝偉、張國榮以《春光乍洩》中，平實、深刻的同志戀人演出，雙雙獲香港金像奬影帝提名。只是，當年頒獎典禮上，三位諧星以短劇形式重現五部最佳影片入圍作品時，卻以戲謔、作噁男男戀的方式介紹《春光乍洩》，正當全場一片哄堂，鏡頭帶向張國榮，張國榮沒有太大反應，僅報以鎮靜的淺笑。彼時的哥哥，已是亞洲聲名俱足的代表性藝人，卻在他的江湖遭受何等公開凌遲？他心底想什麼，沒人知道，但肯定不好過。

我們可以假定，如果張國榮仍在，大概不會有媒體或任何公開典禮，敢再以性取向作文章，來嘲諷他；我們更可以假定性別少數演員在好萊塢的待遇，其實早不若以往嚴峻。這些都能姑且存而不論。只是當我們回過頭，面向華語影壇，甚至亞洲影壇好了，仍舊可以洋洋灑灑條列出一個又一個舉足輕重，且持續活躍的出櫃演員嗎？當人們特別愛特殊化同志，讚揚他們的才華、相貌與氣質如何出眾時，何以這些得天獨厚的本錢，到了演藝圈簡直石沉大海，澈底失靈，連提都沒人要提？

【明星或有票房，卻不等於一切】

所以，且容我覆述一次，今天我們討論性別團體對史嘉蕾的「勸退」，爭點就在於LGBTQ族群的「整體工作權」是否未成比例受到相同對待，甚至是衰退的。動輒起身宣揚民主政治、人權信念的好萊塢，難道要再次自打嘴巴，過往揭櫫的各種價值情操，面對票房盈收考量時，就打退堂鼓？如同部分朋友的焦慮：沒有史嘉蕾沒有票房，誰負責？

到底誰要負責？為了什麼負責？

一部電影，作為一種創作形式，或許我們都還能接受創作者不那麼政治正確的諸多判斷與決定，檢視背後可能涵納更尖銳的批判。但，當一部電影，僅被輿論視為一種待價而沽的商品，被包裝、被宣傳、被買賣時，我們為什麼要將它的獲利預期，當作最高不可攀且不容挑戰的準則？

一部電影能叫好叫座，對創作者、出資者、死忠影迷而言，是最理想不過的狀態，但，正因為電影既是藝術品也是商品的多重特性，票房固然重要，卻很難說服我，那是唯一必須被看重的東西。何況，一部電影如果沒有明星加持，它便一文不值，試問，拍這東西到底要幹嘛？如果只是要賺錢的商品，為什麼消費者連過問它是否符合環境正義、符合普世價值、符合動物福祉，都要畏縮？許多朋友留言裏，一副「別擋人財路」的氣勢，我真心不理解是從哪裏來。

最後，我想說一件小事。今年台北電影節開幕前，拍紀錄片起家的導演黃信堯出席一場相關座談，席間，有位觀眾舉手問阿堯導演，既然拍片是為了把一件事情告訴更多人，紀錄片在台灣又格外被冷落，為什麼不拍劇情片就好，更多人看，不是能把想講的事情，讓更多人知道嗎？那位觀眾的提問口氣，非常真誠，但阿堯內裏什麼情緒被牽動似的，有些不耐地說，你想說什麼拍什麼就去做，這跟觀眾其實沒有什麼關係。由於時間點久遠，不記得阿堯導演的確切用詞，但大意如是。因此，當一位影像創作人希望拍一部講述跨性別者生平的電影，能被更多人看見並善意理解時，回歸初衷，他最該敬畏的或許仍只有光與影，甚至不是選角，自然更不會是觀眾與票房。

討論這次《Rub & Tug》的選角風波，能切入的視角實在太多，老實說，我尚未有定見。但輕易選邊站，等於是簡答了一個層次龐然複雜的命題。以此文，回應連日路過留言的朋友，但願至少感受彼此，仍存一步，仍留片刻沈默的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