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作為一道權力的結界－《抓狂美術館》

1917年，現代藝術（Modern art）的先行者杜象（Marcel Duchamp）將一座現成的小便斗倒置，命名為「噴泉」並署名「R. Mutt 1917」後，將小便斗送進紐約一場由付費藝術家會員方可參展的展覽卻遭到拒絕，自此，現代藝術掀起一場歷時百年方興未艾，操弄象徵／搶奪詮釋的創作流變之爭。藝術是什麼？藝術與人如何發生關係？如何秤量藝術價值的輕重？又，誰說的算？這些命題早已變成幽靈，卡纏在各路藝界、學界與商界門戶之間，形成各種權力結界。《抓狂美術館》（The Square, 2017）犀利地開天眼，讓這些幽靈／結界顯像。

片中，那座由皇宮改建的虛構當代藝術（Contemporary art）展館，為了布展名為《廣場》的新檔展覽，將原本矗立其上的某歷史偉人銅像斷頭拔起，取而代之的是由霓虹光管在館前廣場劃出一塊方形地，貼地立碑寫下作品的創作精神，往後，這句話便猶如咒語，迴盪全片——「廣場是信任與關懷的殿堂。在這裏，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權利與義務。」此舉不但充滿「藝術不為傳統象徵而存在」的挑釁，自然也揭櫫美術館作為一個施展文化權力與資本的場域，當權者對於當代藝術價值的選擇與肯定。弔詭的是，既然當代藝術強調以「體驗」打破「象徵」，例如：走進《廣場》這項作品裏的人，向旁人要求任何必要協助都將獲得應允，企圖找回廣場上益於人們表達、交流情感與物資需求的公共性。但藝術家將原本就是常民生活的集散空間「廣場」給圈定出來，變成藝術品，宣稱其中的人們享有平等，真能如初衷所願，召喚日漸淡薄的人際連結？還是透過切割空間的結界，直接暴露握有文化話語權者的粗暴？

包辦本片編導的魯本奧斯倫，沒有讓操作作品《廣場》的過程確實發生，因為那極可能限縮電影的關心只落在追究一次藝術行動展演的成與敗，而無力回應藝術與普羅大眾生命經驗如何締結、銜接（或者這根本不是藝術的責任）。於是，外表看來風雅有禮、談吐幽默的克里斯欽（克萊斯邦／飾），他的身分「美術館館長」——既不是藝術家也不是單純觀眾而是遊走在兩者之間的相關人士，自然變成穿梭「廣場」內外的最佳見證者。廣場內，館長要經營政商找錢找人、媒體受訪行銷展覽、引薦富人買賣作品；走出廣場，瑞典社會最失落的一群人——遊民、乞丐，以及被他一時興起的「威脅信」無辜指控偷竊的底層家庭男孩，活生生出現眼前，甚至介入他的生活。到底，砸錢收藏轉賣藝術品的投資者與藝術宣稱關懷的無產者，誰更（有權利）靠近藝術？從館長的傲慢、偏見再到他的罪惡感，讓藝術價值與物質資本在不同階級間展現的結界，處處流動，流露曖昧。例如，是否注意到，無論乞丐或被誣賴的窮小孩，這些「低端人口」說話的音量，在片中以不成比例的高分貝硬生生壓過與之交手、只想大事化無的上流人士。

作為一件作品，《廣場》 的物理界線，明亮可見；作為眾多藝術宣稱「與他人產生連結」的抽象理念，「廣場」似乎卻有道阻隔人們進入的界線，無形卻隨處可見。藝文女記者訪問館長，說自己看不懂美術館網站上，連串詰屈聱牙的展覽介紹文字到底什麼意思？館長支吾了一陣。又或者，四名操著京片子口音的遊客才走近美術館，美術館守門的行政人員不加思索立刻將他們引往觀光城堡，四位黑髮黃皮膚的遊客也恍悟般欣然接受。還有當美術館清潔工駕著灑掃車，不知覺地穿入一落一落石堆擺成的裝置藝術，連帶將石子吸入車內；同一件作品，難得有名觀眾靠近欣賞，隨手拿幾相機準備拍照，旋即遭到制止。這幾幕彼此交錯，隔空對話，也讓戲院好些觀眾發出笑聲，似乎頗有共鳴。但藝術被束之高閣，到底是創作者與推廣者打從一開始就不懷抱溝通意圖？或是作為觀眾的多數人，從未願意勉力學習藝術溝通的語言？如果創作與欣賞創作的能力，本該是存在日常生活中的一體兩面，那麼使之斷裂的原因又在哪？我們是不是也常常幻想自己，可以像那名不斷口出穢言，中斷藝術家座談的妥瑞症男子，介入（藝術）卻能被包容、不被驅逐？

對於藝術的定義，大致可被總結為人類心智、情感與社會經驗累積，藉由各種形式再現。因此，《抓狂美術館》全片張力最強之處，無疑是在政商文化名流齊聚的美術館晚宴中，藝術家（泰瑞諾特利／飾）仿擬靈長類動物不受社會規範而發生的行為。這段表演，挑戰了「藝術為人類獨有的能力／資本」的前提，也嘲諷館長到女記者家過夜，上床前，他站在床邊仔細端詳散落在地板上的畫，後來房裡竟然出現了一隻拿筆畫圖的黑猩猩，那些令館長玩味深思的「作品」是來自黑猩猩之手嗎？此外，雖然有事前廣播告知演出可能有危險，但表演藝術家將未經同意的女賓客，強行拖拉至地面並作勢侵害，直到其他賓客出手制止，這段衝突，令我想起影集《黑鏡》曾有一集內容描述一名美國觀光客為籌旅費回家，前往遊戲設計公司體驗新款擴充實境遊戲。遊戲公司創辦人對他說明遊戲存在的價值在於：「讓人類在安全的環境面對最深層的恐懼，這是恐懼的釋放，它會解放你。」當代藝術創作或欣賞體驗也有類近的目的，於是，當藝術家的演出已經破壞觀看者身體自主的界線，便也逾越藝術倫理的紅線，這場戲令人如坐針氈；然而事後回想，當時坐在電影銀幕方框外頭，看著一切發生的我們，又怎麼理解電影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表達（想來，電影在19世紀誕生初期，也掀起一波是否能被稱之為藝術的論戰）？也就是，我們清楚知道電影內容也是表演，方框外還有一道方框，而不是真有一個女人被一個男人以藝術之名而傷害，這樣的話，我們對各種創作文本的批判，如何坐落回現實，回應現場，而不是以非黑即白的道德立場去簡化批判？

《抓狂美術館》使用電影這項「藝術」，尖銳地將藝術界方框內的「眉角」與虛浮表象，面向觀眾反覆拋接，如同館長女兒參加的啦啦隊，踏入競賽方框內，每個人無論如何頭下腳上，天旋地轉，都要笑滿整臉，活力過度勃發。哪怕一旦走出方框，盡是為表現失誤沒完沒了的自責與頹喪。方框裏，理念與目的先行了，虛實真假究竟還重要嗎？倘若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結晶，人能從中缺席嗎？藝術是，電影如何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