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達曾言，「電影是一秒24格的真理」，那麼同樣身為法國導演的羅賓康皮洛，必然將個人早年投身愛滋解放組織「ACT UP（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PARIS」的親身經歷，全神注入《BPM》（120 battements par minute, 2017）當中，讓這部電影成為寫實、說服力十足，同時充滿電影語彙意象、情感充沛有血肉的上乘之作。
電影從法國90年代初期，酷兒動運者如何透過社群，組織、培力、抗爭，洗刷愛滋污名切入。開場不久，ACT UP成員們聚集開會，檢討前次抗爭行動成效。光是這場群戲的調度，無論剪接節奏、對白語速，營造出的氣氛張力，就非常貼近實際的社運動員現場。抗爭過程與會議當下的畫面，不斷回溯交織，重構成員們行動時的各自視角，以及事後如何針鋒相對，要求彼此為行動做出政治判斷與推演後果，沒有廢話、不拖泥帶水。能如此生動視覺化一個運動團體的組織過程，是過去試圖碰觸社運議題的台灣電影較缺乏的，台灣運動的再現影像，總往往好像有事發生，群眾便已經一團一團等在那裡，僅僅供故事調度使用。《BPM》這段開場戲的詮釋選擇，不刻意討好不熟悉社運組織的觀眾（但無礙觀影樂趣），卻將ACT UP在法國性別抗爭戰場上所處的基進立場光譜，立體呈現，也反映當時愛滋患者面臨嚴峻的社會現實。然而，社運組織如何動員，對觀眾而言重要嗎？未必。但當時愛滋病患的處境如何，則是一個與多數人有關，卻至今仍未被多數人正視的嚴肅課題，其中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角力 。
1985年，國際醫界確認HIV病毒是愛滋病的病媒，同年，法國當局爆發嚴重的血液管理疏失，導致2500名血友病人中，有1700人因輸血感染HIV，其中250人更因愛滋病過世（這正是電影中，血友病男孩馬可與母親海倫加入ACT UP的前因）。當愛滋於政府是政治考量，於藥廠是營利計畫，於社會大眾是道德頹喪與感染恐懼相乘下的怪物，但於感染者或有更高機會暴露在感染情境中的社會底層，愛滋始終是生死交關之事。也正因為不少ACT UP的先行者早已病逝殞落，時間從後追趕生命的急迫，讓ACT UP的作戰方案，必須快、狠、準。那些看在一般人眼中，過激的抗爭實踐，本片沒有閃躲折衝，亦不流於濫情美化；一顆顆對準藥廠、政府當局砸去炸裂的血色水球，迸發撼人的控訴力道。
但《BPM》絕不是一部單純「服務運動」的電影。片中雖不斷強調政府放任無為，讓疫情在同志、吸毒者、妓女、受刑人、外國移民之間，交互擴散，於是「弱弱相挺」的串連極為重要。但導演沒有落入「社會運動即正義」的樣板作文大賽（這也是台灣社運議題電影，最容易陷落的窠臼之一），而是巧妙將龐雜的公衛問題，聚焦個人生命政治議程的轉折；這點從男主角西恩（比斯卡亞／飾）與ACT UP-PARIS主席蒂博（安托賴納茲／飾）對運動策略歧見日益加深，以及西恩與新成員納丹（阿爾諾法盧瓦／飾）滋壯的愛侶關係，能見到精彩辯證。
ACT UP首先於1987年在紐約成立，往後陸續在美國及世界各地成立分支，雖然沒有正式組織章程，各地亦有各自的運動脈絡，但組織架構與抗爭形式，仍多參照紐約經驗。組織內部依工作需求，成立對應的委員會，西恩便是監獄委員會成員[1]。但受到個人病況越發嚴重，向來敢衝直言的西恩，腳步放緩，「運動到底是什麼？」從他的意識裡開始裂解出一口黑洞。當蒂博提議同志遊行當天，將愛滋病友推上輪椅，走在隊伍前排，向當局施壓，病體虛弱的西恩突然起身怒吼：「難道我們還不夠慘嗎？」；作為運動組織（者），著眼將人分門別類、賦予任務，拓墾眼中尚未啟蒙的政治荒地，那麼，西恩的憤怒就是向運動質問，在遠大使命的光環籠罩下，該如何回應自我內在，渴求「被視為一個完整的人」？而非輕易「被政治代言」，將自己讓渡出去，也將運動初衷讓渡出去。
影後，向朋友形容，各種運動現場似乎總會有那麼一個如西恩「恰北北」的挑釁者，他們不怕挑戰權力結構，自然也不怕「挑戰權力結構組織」中的權力結構。16歲那年感染愛滋，疾病在西恩的生命裏留下寓言，他的獨立強悍有一種不得不的酸楚。而後，遇上納丹，兩人相識相幹相愛相守，直至病重，西恩才展露自己的脆弱；展露本身就是一種慾望，西恩在生命末章的慾望又是什麼？若單單說那是兩人的愛，恐怕太廉價。或許更像是戰兢走了一輩子鋼索，當一生的重量即將墜落粉碎的前刻，能放心相信有一雙手將會接住自己。《BPM》穿透運動本身，也含情凝視身處其中的人們，彷若無聲吶喊的痛苦臉孔。
曾是性工作者，也是美國愛滋運動組織者的荷安柏（Amber Hollibaugh）曾說：「做愛滋相關的工作最有趣的地方在於，我們無法避談深刻鑲嵌在文化中對於慾望以及成癮的恐懼，而我相信這是每一個人都會面臨的掙扎。」[2]羅賓康皮洛則透過如詩精準而飽含意象的銀幕聲光，讓慾望坦露——同志趴場熱舞的迷離身影與愛滋病毒在體內星散蔓延，虛實場景魔幻交疊，縱情與死亡，都是活著的一部分；西恩與納丹第一次做愛，掃興討論戴不戴套的責任歸屬，耳語思緒卻如水滲流，濕透彼此初嚐性與愛萌發的過往，三場跨時空的情慾再次同床交媾；橫陳的肉體也摩擦過冰冷病榻、抗爭現場與悼亡致哀的當刻。情慾、身體、政治，幽微牽動，呵成一氣。荷安柏認為防治愛滋最好的解方，是讓人們願意誠實表達慾望，不論無套、用藥或慾望對象的性別，唯有知道自己的底線，才能拿捏足以承受的得失，「而不是又想要又躲閃」。羅賓康皮洛藉由流暢的電影敘事，承接「性」作為多數人生命中自然不可分隔的一部分，影像的精神內涵，呼應荷安柏的看法。
《BPM》再現近30年前的抗爭歷史，如今看來，恐怕依舊令人感到胸悶窒息。ACT UP彼時提出的防疫方案，包括：（高中）校園設置保險套販賣機、保障受刑人／性工作者基本人權、由政府提供乾淨針頭予毒癮者等，部分倡議在當今台灣社會仍受極大的輿論抵制。同志社群本身也普遍存在責備無套性交的道德規訓文化，當有同志因為「不安全」性行為感染愛滋，當事人未必受到社群持平看待，更多時候反被怪罪性生活混亂、不自愛、同志形象老鼠屎。就此而言，《BPM》無疑揭示了普羅大眾對於慾望的恐懼，既是一場面外的政治爭奪，也是內存的自我獻祭——犧牲慾望，否則犧牲自己。
[1]：1980至1991年間，法國輸血中心持續在獄中無償抽取犯人血液，作為血庫存量之用，後經調查發現，當時法國受刑人HIV的帶原比率，遠高於一般民眾，法國政府卻在已知血液是愛滋病毒傳播的主要途徑後，仍基於成本考量和保護相關利益團體，將未消毒的血液直接提供受血者，也造成後來大規模輸血愛滋感染。
[2]：文中有關荷安柏談話，皆引述自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4100。
延伸閱讀：
近來讀到一則有關《BPM》上映後，所產生的政治效應。
〈巴黎將於2020年開放LGBT檔案庫〉
https://artouch.com/artouch2/content.aspx?aid=2017122509273&catid=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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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喜歡這部電影啊好巧！好啦其實也沒那麼巧。